福布斯|王干文对话王石:用商业化推动碳中和落地

福布斯|王干文对话王石:用商业化推动碳中和落地 在当今全球发展的大背景下,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正深刻地影响着各个领域的发展方向。其中,环境因素作为 ESG 的关键维度之一,与碳中和目标紧密相连。 随着环保趋势的日益增强,企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将碳中和视为履行社会责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从能源转型到产业升级,从减排行动到对生态保护的考量,都是在朝着符合 ESG 标准的方向努力。 2024年11月11日至11月22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最高级别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万科集团及深石集团创始人、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领导的深石集团在会场设立“生物圈三号解决方案馆”,带领中国企业与全球企业一道参与气候行动,推动绿色可持续创新与变革。 王石是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常客。2009年,王石受邀参加COP15, 代表中国100家企业出席会议,并发布了中国企业家《北京宣言》。十几年过去,中国企业的参与规模已达到100万家。在国际环保议题的讨论中,中国企业的声浪越来越强。 作为全球商业媒体的领导者,福布斯中国紧跟ESG发展趋势,助力商业迈向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未来。去年10月,2023福布斯中国ESG创新企业评选委员会主席、亚洲SPAC教父、诺圻资本主席王干文与王石进行了深度对谈,共同探寻生物圈三号的先行经验,挖掘其中对 ESG 发展和实践有价值的信息,为相关领域提供有益借鉴。 王干文与王石会面 “生物圈三号” 园区 先进观念下诞生的生物圈三号 在与王干文谈及创建生物圈三号的创立原因时,王石表示他受到了两次观念上的强烈冲击。 第一次是在2002年。王石正在挑战攀登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其中一座是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这座山的顶峰常年覆盖冰雪,但登顶之后,他一片雪花也没看到。因为全球气候变暖,顶峰原先全年覆盖的冰雪已变成季节性降雪,雪季一过很快就化了。作为一名热爱自然的户外爱好者,王石深感痛心,他亲眼目睹了气候变暖带来的自然景观的异变。更何况,雪山脚下是一个水源地,冰雪融化加快可能诱发洪水等自然灾害,极有可能危及东非四五千万人口的生活。 出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王石始终相信,每个商业行为、商业决策都是和大自然息息相关的,因此他决定要走上绿色低碳的道路。 他谨慎地自我反思:“气候变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化石能源的排放,另一个是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被过度砍伐。我从事的房地产建筑行业需要大量地使用木材,和气候变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决定要改变生产方式。” 王石很尊重专业的力量。改变的第一步,他找到绿色和平组织进行交流,之后又与香港民间的NGO环保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万科自此走上绿色建筑的发展道路,这也成为了生物圈三号的基础。 第二次是在万科工作期间。彼时深圳计划建立一座机场,初步选址在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对面。但香港方面立刻表示,这会影响候鸟栖息,进而影响到保护区内的红树林湿地。最终机场另选他址,米埔自然保护区才能得以保存。受到香港先进理念的带动,2013年王石在深圳成立了红树林保护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去米埔自然保护区参观学习,就此结下不解之缘。种种积极表现之下,王石受邀担任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生态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两届理事。这些经历为他带来很大的启发。 “生物圈三号” 园区 商业化进程中,标准绝不能降低 生物圈三号是专注于打造社区碳中和的创新环保品牌,王石身为牵头人,带领团队从细节入手,进行了多元化尝试。 他先向王干文介绍了有关生物多样性在园区的应用。他说:“大家谈到保护动物,第一反应是保护稀有野生动物。难道城市里就没有野生动物吗?比如,候鸟迁徙时经过城市的高楼大厦,很容易撞死在玻璃外墙上。还有像刺猬、小狐狸、黄鼠狼这种被城市开发挤占了生存空间的中小型野生动物,他们的生存需求常常被人们所忽略。” 生物圈三号将这些细微之处通通纳入研究课题,探讨如何保持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如何善待野生动物。 在建筑设计之初,生物圈三号就为黄鼠狼、刺猬等预留了专属通道。园区内的楼顶花园养殖了蜜蜂,还建设了一个蝴蝶谷,种植了能够吸引蝴蝶产卵的蜜源植物。在多样化的实践中,生物圈三号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城市生活巧妙地结合起来。 除此之外,小区里的有机质厨余垃圾被直接处理为有机肥和养鱼、养宠物的蛋白质饲料。树枝、树叶等纤维质,则通过堆肥发酵。王石表示:“万科做绿色建筑很早,一直掌握着各方面的技术,现在我二次创业,这些都能用得上。”他在万科期间就曾专门推动实行垃圾分类。 这样的碳中和社区对注重ESG效益的企业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2024年10月,中国首个实现LEED净零全部四项认证的“四零”餐厅——深圳麦当劳梅沙万科餐厅落户生物圈三号。王石乐观地预测,未来将会有更多讲求ESG效益的零售店进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 在探索商业化的同时,王石从未想过降低环保标准。他认为,生物圈三号的整体目标一定是和中国的碳中和目标、城市双碳路线图结合起来的。双碳路线图对各省、各城市都有要求,按照中国的规划,2030年前要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要实现碳中和。 王石表示:“深圳被列为中国的碳中和先行示范市,生物圈三号所在的盐田区大梅沙又是深圳的先行示范区。我们是盐田的先行示范社区,一定是按照至少超过盐田标准的50%来要求自己。” 按照生物圈三号的发展规划,未来五年在园区所在的3.2平方公里内,绿色电力的能源结构占比应该达到10%,但他要求团队做到至少20%。规划还要求,园区的能耗必须降低40%,王石给出的指令则是要做到能耗降低至少60%。这是我们熟悉的王石风格,他说:“各种指标我都要远远走在前面。” 如今, 生物圈三号的第一期改造已经完成,绿色电力占比从17.5%提高到85%,超规划要求近7.5倍。对此,王干文也深表赞叹,希望香港的部分社区能够参照学习,继而全国推广。 “生物圈三号” 园区 碳中和落地大有可为 生物圈三号是否意味着高投入?这能赚钱吗?王干文替很多投资者将这一问题问了出来。 王石明确表示,投资不会很大。他不以政府补贴为前提,到现在也没有拿过一元补贴。 他深入浅出地解释:“从供给侧来讲,像核能要建核能电站,这要投资很大。但消费侧是倒过来的,我是消费者,我们建的是微电网,是小型的发配用电系统,和国家供电企业的电网是接入和并网的关系。这不是大投资。我们在屋顶上铺上光伏面板,再加个小型风力发电,无非再加个储能设施,这都很便宜的。而且生物圈三号是改造,不是新建。” 在王石看来,将环保等同于“投钱”是一种误解。他坚定地说:“我们和以前的观念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我们要赚钱。” 按照最初的设想,生物圈三号建成第6年才会开始有回报,但经过两年的运转,这一项目预计第4年就能开始盈利。更乐观一些地看,甚至2025年底就能提前跨过盈亏平衡点。 王石坦诚地表示,生物圈三号的盈利模式非常清晰。第一,未来咨询是可以收费的,生物圈三号好比是“碳中和社区的麦肯锡”。第二,建设施工可以收费。第三,协助管理运营也可以收费。 另外,碳资产管理上大有市场。碳中和社区建成后,“碳资产富余的我帮你卖,不够的我帮你便宜买,像股票市场一样”,王石形象地描述。 他认为,中国的碳汇资产交易现在是带有行政指令性质的,一年碳汇交易量是100亿元人民币。而欧盟的碳汇市场交易量约为5万亿人民币,远超中国。因此,他也建议王干文在着力发展SPAC的同时,还可以在碳汇交易市场方面多加探索,未来一定大有可为。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全球气候变化领域至关重要的多边决策平台, 为探讨如何平衡商业化以及推动碳中和落地提供了绝佳的契机。王石表示,COP28的影响力很大,因为它吸引了众多石油国家联合发表宣言,承诺向“脱碳”转型,意义非凡,而COP29必须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中国已经是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旗手”之一,一直坚定地支持节能减排,而如果没有企业的参与,气候改善的目标无法达成。面对气候改善这一全球性挑战,中国企业家们没有丝毫退缩,并将继续为推动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生物圈三号是否意味着高投入?这能赚钱吗?王干文替很多投资者将这一问题问了出来。 王石明确表示,投资不会很大。他不以政府补贴为前提,到现在也没有拿过一元补贴。 他深入浅出地解释:“从供给侧来讲,像核能要建核能电站,这要投资很大。但消费侧是倒过来的,我是消费者,我们建的是微电网,是小型的发配用电系统,和国家供电企业的电网是接入和并网的关系。这不是大投资。我们在屋顶上铺上光伏面板,再加个小型风力发电,无非再加个储能设施,这都很便宜的。而且生物圈三号是改造,不是新建。” 在王石看来,将环保等同于“投钱”是一种误解。他坚定地说:“我们和以前的观念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我们要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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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及香港SPAC市场2024年回顾与2025年展望(下)

美国及香港SPAC市场2024年回顾与2025年展望(下) 二、美国SPAC市场2025年展望 01 SPAC 市场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近年来美国SPAC市场可谓是跌宕起伏,先是量化宽松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发起人和资金疯狂涌入,SPAC市场呈井喷之势,但随后市场又急转直下,乱象丛生下美国证监会及交易所收紧了SPAC的监管,叠加加息缩表,SPAC IPO数量直线下降,2023年始至2024年5月SPAC IPO数量总共才40宗,直至2024年下半年连续发起人回归SPAC IPO数量才显著回升。美国SPAC市场经历了一个由乱到治,由疯狂到低迷再回归理智的过程。与此相对应,当前存量美国SPAC也呈现较为清晰的新老划分之势,196家存量美国SPAC中,存续期限在30个月以上的有102家,存续期限在12个月以下的有57家,中间层的数量并不多。2025年,伴随2021年发起的“老龄”SPAC进一步出清,美国SPAC市场将逐渐进入一个基于发起条款/安排有所变化的新SPAC及连续发起人为主导的新发展阶段。 02 SPAC IPO市场预计将延续2024年下半年的升势 2025年,较此前更低的发起成本、更优的发行条款/安排预计仍将持续吸引SPAC发起人进场参与美国SPAC的发起。如美联储迈入新一轮降息通道,资金面整体更为宽松,则美国SPAC IPO市场的活跃度还将进一步提升。透过新一届美国政府相关关键组成人员的背景观察,市场亦普遍对2025年美国SPAC市场的预期表现趋于乐观。众所周知,新任总统特朗普名下的Trump Media & Technology Group Corp.此前于2024年3月通过De-SPAC实现在纳斯达克上市(Nasdaq: DJT),特朗普本身是SPAC的受益者。新任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此前是Cantor Fitzgerald的主席,Cantor Fitzgerald既是美国最知名的SPAC承销商之一,也是领先的SPAC连续发起人。新任美国证监会主席阿特金斯(Paul Atkins)则是加密货币的支持者。 03 小型IPO规则调整料将促使部分企业改道De-SPAC上市 2024年12月30日,纳斯达克发布了一项针对小型IPO的规则修订提议(“修订提议”)。修订提议要求,拟在纳斯达克全球市场(Global Market)、资本市场(Capital Market)上市的公司需按发行募资所得来计算适用的“非限制公众股份最低市值(Market Value of Unrestricted Publicly Held Shares,“MVUPHS”)”,不再将转售股东或原有股东持有的任何股份计入公众流通股。当前纳斯达克全球市场与资本市场之上市测试标准下,非盈利测试标准的MVUPHS要求均在1,500万美元之上。这对非采取盈利测试标准、未盈利的中小型企业于纳斯达克的IPO募资额提出了更高要求。修订提议尚待美国证监会进一步批准。此前纽约证券交易所亦要求,从2024年9月起,IPO募资额不低于1,000万美元。 从过去两年美国传统IPO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是小型IPO,尤其是中概股IPO,募资额低于1,000万美元的占比接近80%(如适用1,500万美元的要求则比例更高)。上述规则调整下,基于募资方面的压力,未来部分未盈利的中小型企业,例如,未商业化的生物科技企业,可能将选择改道通过De-SPAC方式上市。 三、香港SPAC市场2024年回顾及2025年寄语 01 除首宗De-SPAC诞生外几无亮点 2024年10月底,5家已上市香港SPAC之一,由香港金管局前总裁陈德霖博士参与发起的汇德收购与东南亚领先数据驱动数字解决方案平台Synagistics Pte. Ltd.完成业务合并,合并后继承公司更名为狮腾控股有限公司于香港联交所新上市(2562.HK),香港首宗De-SPAC由此诞生。 除此之外,2024年香港SPAC市场几乎没有可令人兴奋的亮点。其他4家已上市香港SPAC目前均尚未完成De-SPAC(值得一提的是,Aquila之目标公司找钢网于2025年1月10日通过了中国证监会的境外上市备案),于此之中,Vision Deal与Interra更是处于停牌中,前者与趣丸集团业务合并失败,正在向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申请复核,以维持其上市地位,后者未能在上市后的24个月内推出De-SPAC交易,于申请延期时因投资者大量赎回而导致公众持股量不足,继而股票暂停买卖,香港联交所至今尚未同意其可豁免遵守有关公众持股量的规定以及批准其延期。更为令人担忧的是,2024年依然未有新增香港SPAC上市及递表,目前依然总共只有14家香港SPAC递表,5家上市,像在2022年底画上了休止符,已然好似失去了繁衍能力濒临灭绝的种群。 02 重中之重,PIPE投资门槛过高且需前置落实是关键问题 2024年8月,香港证监会与联交所发布了特专科技公司及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并购交易规定作短期修改的联合公告(“联合公告”),其中涉及后者的主要是修订PIPE投资的规定。笔者此前曾专门就此撰写专栏文章进行解读,直言联合公告并未实质降低“资深投资者”的认定资格标准,而5亿港元的孰低者选项仍然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近两年香港IPO市场较为低迷之时,IPO项目常常要自带基石投资者,很多IPO项目因为找不到基石投资者而不得不推迟IPO的步伐。对标来看,可想而知找3家管理规模在80亿港元以上的资产管理公司、基金或与之相当的资深投资者认购50%以上的PIPE份额有多么不容易(即便是对应5亿港元的的孰低者选项)。在上述高企的前置PIPE投资门槛下,已公布De-SPAC交易的4家已上市香港SPAC,Aquila和Vision Deal公布De-SPAC交易的时间距其上市时间接近一年半,汇德收购和TechStar则更长,接近两年。PIPE投资门槛过高且需前置落实已经严重阻碍了香港SPAC市场的发展。 03 优化香港IPO申请审批背景下香港SPAC市场何去何从 2024年10月,香港证监会及联交所发布联合声明(“联合公告”),提出将优化香港新上市申请审批时间流程表。联合公告将香港新上市申请大致分为完全符合规定的申请、合资格A股公司以及需时较长的申请三大类别。完全符合规定的申请类别,香港证监会及联交所致力于发出最多两轮监管意见,于40个工作日内完成监管评估,以及最终在6个月内完成新上市申请。若合资格A股上市公司提交完全符合规定的申请,审批流程还会进一步加快。 优化后的香港IPO申请审批流程与上述香港SPAC公布De-SPAC交易的时间形成鲜明的对比。笔者由衷希望,香港SPAC上市规则亦能进行一次类似的优化,真正发挥SPAC的内在优势,从而重新焕发香港SPAC市场的活力。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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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及香港SPAC市场2024年回顾与2025年展望(上)

美国及香港SPAC市场2024年回顾与2025年展望(上) 一、美国SPAC市场2024年回顾 01 SPAC IPO显著回暖 2024年,受美联储时隔四年半重启降息窗口等积极因素影响,美股IPO市场迎来明显复苏,全年IPO数量为225宗,对应募资总额为382.6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46%与65%。德勤相关资料显示,纳斯达克与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位列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之后,IPO募资额排名第二与第三的证券交易所(史上首次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位列第一)。 与传统IPO平稳向好、热度逐步攀升不同,2024年美国SPAC IPO呈明显前低后高、“否极泰来”之势。2024年前5月,美国SPAC IPO数量合计仅为9宗,基本已降至近年来的谷底。2024年6月成为分水岭,自此始美国SPAC IPO活跃度大幅提升,2024年6-12月期间美国SPAC IPO数量合计达47宗。以上2024全年美国SPAC IPO数量合计为57宗,对应募资总额为96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84%与150%。 2024年,美国SPAC IPO数量于年度IPO整体数量(不含转板)中的占比为28%,高于2023年的23%;SPAC IPO募资规模中位数为1.68亿美元,约相当于2023年对应募资规模中位数6,900万美元的2.4倍。相较而言,2024年美国SPAC IPO整体上显示出比传统IPO更为强劲的回暖态势。 02 SPAC发起条款/安排的积极变化与连续发起人的回归 美国SPAC具有强大的自适应能力,因应高息及此前SPAC IPO数量急剧缩减的背景,2024年美国SPAC的发起条款/安排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 高息大幅提高了投资者行使赎回权时的保底收益率(相对于SPAC IPO认购价),SPAC发起人为增加投资者回报、吸引投资者参与SPAC IPO认购所需安排的超额存储费(Over-Funded Trust)得以相应减少,甚至,SPAC发起人不再被要求安排支付超额存储费;为更好地承接SPAC IPO项目或吸引SPAC发起人进场,承销商逐步推出了更灵活、更具竞争力的承销费方案,包括整体降低承销费率及按完成De-SPAC时托管帐户实际留存的投资者本金余额计付递延承销费(Deferred Underwriting Fee)等;D&O保险费用亦降至近年来的低位。上述变化总体上大幅降低了SPAC的发起成本。 SPAC初始完成业务合并的期限(“初始合并期限”)延长亦是重大变化之一。2024年发起的57家美国SPAC中,有45家初始合并期限在18-24个月之间(其中,有31家初始合并期限为24个月),初始合并期限为18个月以下(包含本数,下同)的,通常亦辅之于自动延期条款。更长的初始合并期限届满前,SPAC无需就延期向投资者寻求表决,进而并不会导致投资者就此行使赎回权,客观上有助于降低De-SPAC的整体赎回率(笔者将高度关注初始合并期限延长下的整体赎回率变动情况)。从成本费用端来说,更长的初始合并期限意味着,SPAC发起人可无需额外支付延期费用或大幅减少延期费用的支出。与此相对应,于2022-2023年期间发起的存量美国SPAC,约80%初始合并期限在15个月以下,包括,约50%初始合并期限在12个月以下。SPAC Insider相关资料显示,正在推进De-SPAC交易的存量美国SPAC(Announced SPAC),95%以上至少已进行过一次延期。 SPAC发起成本降低及发行条款/安排优化吸引了拥有多个SPAC发起经验的连续发起人(Serial Sponsor)的积极回归,连续发起人回归是2024年美国SPAC IPO走出低谷及显著回暖的重要原因。2024年大部分美国SPAC是由连续发起人所发起。笔者参与发起的美国SPAC–YHN Acquisition I Ltd.(Nasdaq: YHN)于2024年9月成功上市。 03 SPAC清算事件锐减,De-SPAC交易数量有所下降 2024年只有58家美国SPAC宣布进行清算,与2023年有193家美国SPAC宣布进行清算相比,清算事件大幅减少,显示2021年的SPAC泡沫正逐渐出清。截至2024年底,2021年发起的613家美国SPAC中,有227家已完成De-SPAC,314家完成清算,尚余72家正在推进De-SPAC交易或寻找目标公司。 2024年美国SPAC共完成73宗De-SPAC交易,相较于2023年的98宗De-SPAC交易,De-SPAC交易数量下降了约25%。与此相对应,2024共有57宗De-SPAC交易终止,远高于2023年21宗。二者此消彼涨与当中存续期限(从IPO日期起算)超过36个月的“老龄”SPAC的比重较高不无关系,“老龄”SPAC更难成功完成De-SPAC。 04 SPAC新规落地 2024年1月,美国证监会(SEC)颁布了SPAC新规,SPAC新规并已于2024年中正式实施。此前笔者曾专门就此撰写专栏文章进行解读,指出更全面的信息披露、审慎与负责任的使用预测以及与传统IPO趋于一致的发行人义务,并不会损及SPAC上市模式的内在优势,相反,将有助于加速SPAC发起人的汰弱留强及推动SPAC的可持续、健康发展。2024年下半年连续发起人的积极回归印证了笔者的部分看法,笔者将进一步关注SPAC新规于De-SPAC交易中的适用情况及影响。 05 谴责在港炒家,中国企业De-SPAC赴美上市具优势 2024年,共有7家中国企业成功通过De-SPAC实现赴美上市,其中,包括吉利控股集团旗下跑车品牌路特斯科技(Nasdaq: LOT)。路特斯科技于2024年2月以61亿美元的估值与L Catterton Asia Acquisition Corp完成De-SPAC,成为继极星汽车(NASDAQ: PSNY)、亿咖通科技(NASDAQ: ECX)之后吉利控制集团旗下第三家透过De-SPAC赴美上市的企业。另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还有15家中国企业公布与美国SPAC签署了业务合并协议(BCA)。 近年来有一批在港炒家、庄家利用一些市场化融资能力弱、严重依赖中国中小型IPO的承销商以及在港经纪商的通道,采取IPO股票集中分配、名义账户等手段操纵中国中小型IPO个股股价、拉高出货,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笔者对该等不法行为予以强烈谴责。此前彭博援引相关消息称,香港证监会稍早前于2024年11月曾对包括在港经纪商、美国承销商代表、购买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在内十多家金融公司及个人办公室进行搜查,调查有关“拉高出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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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圻资本高管受邀出席2024年PIPE大会

「中国香港国际奖」成功举办 王干文发表《破局与重构》主题演讲 Our Managing Director, Eugene T. Wong, and Vice Chairman, Jason Ma, recently represented Norwich at The PIPEs Conference 2024, held on November 13-14 at the iconic Seminole Hard Rock Hotel & Casino Hollywood. Organized by DealFlow Events, this conference is recognized as a cornerstone event for the U.S. capital markets, the conference attra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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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圻视点|境外上市新机遇:备案放行加速

诺圻视点|境外上市新机遇:备案放行加速 《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及相关配套指引(“备案规则”)实施已一年有余,结合当前境内IPO阶段性收紧的背景,笔者(诺圻资本主席王干文)与国浩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杨娟律师就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境内企业赴境外发行上市(“境外上市”)的态度与境外发行上市备案(“境外上市备案”或“备案”)的通过情况、备案重点关注问题以及VIE架构、与美国SPAC合并上市备案关注事项等议题展开了探讨。 王:王干文      杨:杨娟   境外上市备案放行节奏明显加快 王:备案规则出台后,部分市场人士曾一度担忧,备案作为新增前置流程将给境外上市进程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影响,可否结合当前境外上市备案通过情况就此谈谈您的看法。 杨:去年中国证监会“827新政”提出阶段性收紧IPO后,境内IPO发行节奏明显放缓。今年4月国务院又印发新“国九条”,要求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这意味着境内IPO从严把控的趋势仍将持续。于此背景下,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的需求及热度呈持续上升态势。当前中国证监会境外上市备案通过情况基本与此态势相契合。截至6月17日,剔除全流通备案企业,今年以来共有82家企业境外上市备案获通过,该获通过企业数量已超过去年全年(72家)。 以上境外上市备案涵盖了境外直接上市(H股)和境外间接上市,后者包括红筹直接持股与VIE两种上市架构,亦包括IPO、借壳上市、与SPAC合并上市等不同上市模式或类型,渐趋常态化和规范化。近年来,相关国家部门曾多次发文支持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新“国九条”亦明确提到要拓宽企业境外上市融资渠道,提升境外上市备案管理质效。种种迹象表明,备案并未成为境外上市的障碍,相反,监管机构鼓励境外上市的态度是积极明确的,境外上市备案的整体放行节奏在明显加快。   股权变动与上市法律架构是备案关注重点 王:可否结合中国证监会公示的境外上市备案补充材料要求,介绍下当前境外上市备案过程监管机构比较高频次关注的问题有哪些。 杨:最高频次的问题主要是围绕股权变动与上市法律架构两大主题,包括境内上市主体或境内运营实体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的合法合规,股权转让价格公允性、定价依据及税费缴纳情况,关于境外搭建离岸架构和返程投资涉及的外汇登记、境外投资、外商投资等监管程序方面的合规性,以及境外离岸架构下收购境内运营实体定价依据及合理性、资金来源及税费缴纳情况等。需要指出的是,备案规则实施前搭建离岸架构境外间接上市并不需要备案,实操中有关定价依据、资金流转、税费缴纳的安排可能更为弹性或未必执行到位,于当前备案规则下,企业需更加谨慎,确保合规操作。 此外,业务合规与资质、股东或实控人核查、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亦是中国证监会重点关注的事项。   VIE架构企业备案获通过数量明显增加 合规是关键 王:备案规则正式将VIE架构纳入备案范畴,但去年仅3家采取VIE架构的企业(“VIE架构企业”)备案获通过,可否介绍今年以来VIE架构企业备案获通过的情况,以及备案规则下采取VIE架构境外上市应着重关注哪些事项。 杨:截至6月17日,今年以来已有14家VIE架构企业备案获通过,VIE架构企业备案审查已渐趋成熟和顺畅。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此前就备案规则答记者问时提到,对满足合规要求的VIE架构企业境外上市予以备案,合规是VIE架构企业备案获通过的基础。 针对VIE架构企业,中国证监会将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1)是否存在法律法规禁止采取VIE架构的情形;2)是否属于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的范围、是否涉及外商投资限制或禁止领域;3)境外投资者是否参与经营管理。在该等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或履行必要审查程序的基础上,中国证监会着重关注的问题包括,VIE架构搭建的原因和必要性,境外搭建离岸架构和返程投资涉及外汇登记、境外投资、外商投资等监管程序方面合规性,VIE架构涉及的各方法律主体的基本情况,主要合同的核心条款与交易安排,相关安排可能引发的控制权稳定、相关主体违约风险及应对措施等。 VIE架构企业备案或需征求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故相较于境外直接上市及红筹直接持股架构,整体上其面临的挑战或不确定性更大,所需备案时间亦更长。但相信伴随备案审查流程的日益透明、完善,将有更多满足合规要求的VIE架构企业通过备案。   与美国SPAC合并上市的备案要求 王:实操中,美国SPAC通常会于签署正式的合并交易协议后先行公告合并交易,而具体合并上市文件(例如S-4/F-4表格)则会在公告之后1-2个月内安排提交,拟与美国SPAC合并上市的企业应于何时提交备案申请资料。与美国SPAC进行合并时,目标公司(拟上市企业)并不会被强制要求聘用保荐人或承销商,该等SPAC于IPO阶段的承销商也不会自动或必然被视为合并阶段的承销商,于此情况下,备案时应如何提交“证券公司承诺”。与美国SPAC合并上市备案时还将关注哪些问题。 杨:按照备案规则规定,如不涉及在境外提交上市申请文件的,应于SPAC公告并购交易具体安排后 3个工作日内进行备案。并购交易具体安排于备案规则下是指,拟提交SPAC董事会、股东会等决策机构批准,较为完整、详实的交易方案,因此在具体合并上市文件提交公告后应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备案申请材料。同时,我们建议,在SPAC公告合并交易后,就已有材料和相关情况与中国证监会提前开展备案沟通。如上述合并上市文件本身构成目标公司或合并后继承公司新上市申请文件,则适用备案规则的规定,拟与美国SPAC合并上市的企业亦是应于该等上市合并文件提交之日起3个工作日进行备案。 针对“证券公司承诺”,备案规则中提到,境外上市后境外发行证券如未聘请证券公司的,说明后可不提交,但与SPAC合并上市时是否可参照适用上述境外上市后再融资的规定,目前则并未明确,有待企业在提交备案申请时与中国证监会进行沟通。 与美国SPAC合并上市备案时,中国证监会一般还将关注如下问题: 1)购买的资产属于经营性资产且产权清晰,资产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2)交易后取得境内控制权的,境内企业不存在备案规则下不得境外发行上市的情形; 3)合并交易符合产业政策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备案、核准程序; 4)合并交易的交易价格、定价依据及税费缴纳情况; 5)比照新增股东要求对PIPE投资者进行核查。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SPAC上市的优势 US SPAC Hong Kong SPAC 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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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圻视点|SPAC 不应忽视网络安全风险

SPAC 不应忽视网络安全风险 新冠疫情使全球数码化转型的进程加快并成为焦点;人工智能(AI)、区块链、物联网和虚拟现实等突破性技术也正在重新塑造我们的未来。与此同时,新经济和新技术带来新的安全、隐私和道德上的挑战。毕马威网络安全服务主管说:“网络黑客始终能够完成入侵,企业不得不接受此现实。关键在于要减少其入侵的时长,以及发现黑客入侵行为所需的时间。”对于 SPAC(特殊目的公司)以及SPAC 的发起人来说,虽然自身的网络安全风险较低,但在de-SPAC 过程中必须积极识别、分析和管理此风险。我们特别邀请金融保险领域的资深人士、Lockton 大中华区金融险负责人 Melody Qian 为大家介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网络安全风险披露新规及如何在 de-SPAC 过程中管理网络安全风险。 以下是她与我们的分享: SEC 新规要求企业披露 2023 年 7 月 26 日,SEC 通过旨在加强和规范与网络安全相关的讯息披露修正案。修正案要求上市公司如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必须使用 8-K 表格予以及时披露,并须在 10-K 年表格中披露公司有关网络安全风险的风险管理和治理的具体讯息。 而美国以外的发行人(即“Foreign Private Issuers”/“外国私人发行人”)则需在 20-F 年报表格中,披露与美国国内公司同样的有关网络安全风险管理和治理方面的讯息;不过,在使用6-K 表格公告重大网络安全风险事件时,则要适用外国私人发行人注册地或所在地的法律是否有相同披露要求为前置条件。 “无论企业因火灾引致财产损毁,亦或网络安全事件导致数百万数据或档案遗失,都可能对投资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网络安全威胁和重大安全事件对上市公司、投资人和市场参与者构成持续的风险。” SEC 主席表示,“无论企业因火灾引致财产损毁,亦或网络安全事件导致数百万数据或档案遗失,都可能对投资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网络安全威胁和重大安全事件对上市公司、投资人和市场参与者构成持续的风险。” SolarWinds 及CISO 遭起诉 2020年12月,美国政府机构与企业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网络安全威胁,其核心源于网络监控产品 SolarWinds Orion 平台的安全漏洞被利用,黑客间接入侵锁定的目标对象。最终包括美国五角大楼、国务院、国土安全部、财政部、商务部等多个政府部门确认遭黑客入侵。 2023 年 10 月 23 日,SEC 对 SolarWinds 及其首席讯息安全官(CISO)提出诉讼,指控SolarWinds 于2018 年10 月的公开上市至2020 年12 月的公告文件中夸大公司网络安全措施、低估或隐瞒已知的安全漏洞和安全风险,行为构成欺诈。 另外,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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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圻视点|SPAC新规解读——加强投资者保护无损SPAC内在优势(下)

诺圻视点|SPAC新规解读——加强投资者保护无损SPAC内在优势(下) 上篇文章中,笔者已就SPAC新规出台的背景、加强信息披露要求的主要内容展开了分析。除此之外,SPAC新规还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重大调整: 目标公司作为共同注册人,报告义务更甚于传统IPO 当前SPAC监管规则下,如若最终的注册发行人或合并后主体为SPAC(或特定de-SPAC交易架构下,一家控股公司),则只有SPAC(或上述控股公司)及其董事、高管(所涉,下同)需要在de-SPAC注册声明文件上签署,由此,证券法第11章节下签署人的责任并不会直接及于目标公司及其董事、高管。SEC就此重新阐明了其立场,de-SPAC交易实质上是目标公司的发行上市安排,目标公司责任缺位是不适宜的,上市模式的差异不应是导致投资者保护力度受到削弱的理由。于此基础上,SEC修正了S-4表格和F-4表格指南,将目标公司列为该等de-SPAC注册声明文件的共同注册人(Co-registrant,于业务或资产收购交易架构下还将包括业务或资产的出售方),目标公司及其董事、高管为此需在该等de-SPAC注册声明文件上签署。如若该等de-SPAC注册声明文件的披露内容存在重大误导性陈述与遗漏,则目标公司及其董事、高管需就此承担责任。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于de-SPAC注册声明文件生效之后,目标公司作为一家“注册人”或“发行人”,负有证券交易法下的报告义务,需按照PCAOB或US GAAS的标准提交定期报告(于数个目标公司的情况下,非构成前身/Predecessor的目标公司将以独立发行人名义提交其10K或10Q报表),直至该等报告义务不再适用(例如,de-SPAC交易完成或终止)。基于此,目标公司有可能被要求在de-SPAC注册声明文件生效日期与de-SPAC交易完成之间的短暂时段内提交上述定期报告。这已经是超越了传统IPO下发行人的报告义务要求。从实操的角度,成本增加自不必言,目标公司届时还将面临非常紧迫的时间压力。笔者对此合理性持保留态度。 PSLRA安全港不再适用,前瞻性声明不作区别对待 PSLRA法案为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下的前瞻性声明提供了一个安全港(“PSLRA安全港”),但当前瞻性声明与传统IPO或空白支票公司的发行相关时,PSLRA安全港并不适用。很多人因此诟病,PSLRA安全港形成SPAC上市模式对传统IPO的不当“监管套利”并被滥用,部分de-SPAC交易中的预测或其它前瞻性声明缺乏坚实基础或过于夸张。SEC支持上述看法,认为不应基于上市模式差异而对所涉前瞻性声明区别对待,进而导致与之对应的投资者保护存在明显差异。为此,SEC此次专门修正了PSLRA法案下空白支票公司的定义,使SPAC包含在其中,进而de-SPAC交易有关的前瞻性声明将不再适用PSLRA安全港。 为保护善意的披露者,除PSLRA法案外,美国市场还有证券交易法下的175规则(Rule 175)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预先警示理论(Bespeaks caution doctrine)对前瞻性声明提供保护。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SEC透过取消PSLRA安全港所传递的监管思维是清晰的,SPAC、目标公司及其董事、高管在准备、使用前瞻性声明时需更加谨慎,不应意图依赖于上述175规则以及预先警示理论。为此笔者建议,PSLRA安全港不再适用后,de-SPAC交易应当像传统IPO一样,为前瞻性声明准备及提供相应支持其基础的尽职调查文件。 强化预测披露要求,预测使用将趋于谨慎 除不再适用PSLRA安全港外,SEC此次还进一步强化了前瞻性声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预测(Projection)的披露要求。一方面,SEC修正了S-K条例第10-(b)款,更新和扩大了适用于所有上市注册文件的未来经营成果预测披露指引,包括,将de-SPAC交易的目标公司亦包含在注册人的概念中,要求将非基于历史财务业绩或运营历史的预测指标与基于历史财务业绩或运营历史的预测指标明确区分开来,如预测是基于历史财务业绩或运营历史作出,须同等或更突出描述该等历史财务业绩或运营历史等。另一方面,SEC于S-K条例中增设第1609项(“第1609项”),作为适用于de-SPAC交易之预测披露的专属规定。其要求包括,须披露预测的所有重大基础、背后的所有重大假设以及可能对这些假设产生实质影响的任何实质因素;所披露的预测是否反映了,截至向证券持有人发布文件之日期前的最近可行日期SPAC或目标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的意见,如不是,则应说明披露预测的目的以及继续依赖预测的原因。 笔者认为,尽管第1609项并未规定SPAC或目标公司有义务更新预测,但上述要求将导致实操中SPAC或目标公司有必要于向投资者发布文件前对预测及其所依赖的基础、假设是否发生实质变化等进行复核,以此降低潜在风险。结合上述取消PSLRA安全港,实操中对预测的披露以及包含预测的估值方法的采用将会趋于谨慎。 De-SPAC阶段承销商地位仍模糊 此次SEC并未采纳监管草案的提议,将参与后续de-SPAC交易的SPAC IPO承销商自动视为de-SPAC交易的承销商。SEC明确表示,其无意发出信号,表明每一宗de-SPAC交易或证券发行都需要承销商参与。于此方面,SEC监管新规整体上延续此前de-SPAC交易承销商定位的模糊性。当然,SEC亦指出,de-SPAC交易是证券发售(Distribution),于de-SPAC交易中,SPAC IPO承销商如若是为发行人进行出售或参与合并后主体向SPAC投资者或更广泛的公众发售证券,则将被视为de-SPAC交易的法定承销商(Statutory underwriter)。目前,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少数有关承销商地位的未决诉讼,该等案件的结果可能将起到澄清或定性的作用。 其它重点事项 SEC拒绝将SPAC排除在《1940年投资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投资公司法”)下“投资公司”的定义之外,符合SPAC新规相关指引特征的SPAC仍然有可能被认定是投资公司。 SPAC新规还就确定或重新确定小型申报公司(Smaller reporting company,“SRC”)、成长型公司(Emerging Growth Company)、外国私人发行人(foreign private issuer ,“FPI”)等地位作出规定、提供指引或进行说明,并修正了相关适用于报告空壳公司(Reporting shell company,包括SPAC在内,“空壳公司”)合并交易的财务报表要求。合并后主体须于完成de-SPAC交易后适时评估、确定上述申报类型地位,并依所属申报类型地位,按相应的格式要求提交财务报表或进行申报。  新规意在促SPAC健康发展 以上为SPAC新规的主要内容。很多人担心,SPAC新规于SPAC IPO数量大幅下降以及大量已上市SPAC清算的背景下推出,既是监管上的纠偏,也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SPAC上市模式自此之后将逐渐式微或边缘化。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如此悲观或过度解读。SEC在SPAC新规引言中已有指向,SPAC已然是美国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可能随宏观经济和其它因素的变化进一步成长。SPAC新规之本意根本不是打压SPAC,而是促SPAC可持续、健康发展。在笔者看来,更全面的信息披露、审慎与负责任的使用预测以及与传统IPO趋于一致的发行人义务,并不会损及SPAC上市模式的内在优势。相反,其有助于加速SPAC发起人的汰弱留强,并借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力度的提升,增加投资者对de-SPAC交易的信心,从而促使当前居高不下的赎回率降低及较为低迷的PIPE投资参与度回升。如此一来,SPAC上市模式仍将基于其于更高上市确定性之上拥有丰富灵活的上市融资工具而继续焕发生机与活力。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SPAC上市的优势 US SPAC Hong Kong SPAC 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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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圻视点|SPAC新规解读—加强投资者保护无损SPAC内在优势(上)

诺圻视点|SPAC新规解读—加强投资者保护无损SPAC内在优势(上) 2024年1月24日,于接近两年的征求市场意见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最终以3:2的结果通过了有关特殊目的公司(SPAC)的最终监管规则(“SPAC新规”)。作为近年来SPAC领域出台的最重磅的监管规定(美国,下同),SPAC新规内容相当广泛,涵盖SPAC IPO与业务合并(“de-SPAC交易”)的诸多方面,其一经颁布即引起业界及传媒人士的极大关注。以下,笔者拟分享此次SPAC新规的出台背景及核心内容,并从实操的角度对SPAC新规可能给市场带来的预期变化及潜在影响进行剖析。 SPAC新规出台的背景 近年来,美国证券市场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是,SPAC作为一种被认为是更为灵活、更具确定性的上市模式异军突起。2020-2022年期间,SPAC IPO数量于当年度美国IPO整体数量中的占比均超过50%。2023年,尽管SPAC IPO数量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这一占比仍高达43%。同时期de-SPAC交易数量相对于美国非SPAC IPO数量而言亦是相当大的。但与此相对应的是,SPAC现行规则一直被诟病在信息披露及投资者保护方面有所欠缺,例如,在事关发起人预期回报等给SPAC投资者所带来的稀释影响、SPAC架构及de-SPAC交易中的潜在重大利益冲突以及de-SPAC交易潜在风险与影响分析等方面披露并不充分,适用相关安全港(safe harbor)保护,前瞻性声明被不当使用或滥用,目标公司通常无需在de-SPAC交易相关的注册声明文件(“de-SPAC注册声明文件”)上签署,其角色与责任有待明晰与加强等。 基于回应上述市场关注,SEC于2020年及2021年期间数度出台意见指引,并随后于2022年3月颁布了加强SPAC监管的草案(“监管草案”)。此次的SPAC新规正是在监管草案基础上历经近两年征求市场意见后拟定,旨在为SPAC IPO及de-SPAC交易提供更全面的披露,并为投资者提供更有力的、与传统IPO趋于一致的保护。SPAC监管新规将于在《联邦公报》发布125天后生效。 强化信息披露要求,所涉甚广但整体影响可控 SPAC新规首先要求加强SPAC有关的信息披露。SEC于S-K条例(Regulation S-K)中专门增设1600子章节,详细列明适用于SPAC的非财务信息披露要求,包括:   SPAC发起人 须披露SPAC发起人(Sponsor)及其附属公司以及其他符合美国《1993年证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证券法”)第405条及《1934年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证券交易法”)第12b-2条定义的SPAC发起方(Promoter,合称“SPAC发起主体”)之背景与经验,于SPAC中拥有或可能获得的回报与潜在利益,与SPAC之间存在的协议与安排,包括与禁售有关的协议与安排等。 于此方面,需要着重指出的是,SPAC新规在有关发起人定义中明确提到,只要符合“主要负责组织、指导或管理SPAC业务和事务”的定义,“第三方服务商”不排除将被划入SPAC发起人的范畴。相关提供深度财顾服务的第三方机构应于服务协议中或行为上注意其中的界限,避免被认为是主导SPAC IPO申报并对SPAC具有关键实质性影响而被视为是SPAC发起人。 除此之外,SPAC新规强调,SPAC发起主体须披露SPAC发起主体任何直接或间接转让SPAC权益以及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SPAC发起主体放弃SPAC权益的情况或安排,以便投资者可以充分了解SPAC发起主体于SPAC中所拥有的回报或利益情况。当前实操中,基本是涉及SPAC发起主体所持权益发生实质变动或转让才进行披露。 显著的变化还包括,考虑SPAC上市模式兼具并购属性,其于禁售方面可能适用的安排较传统IPO更为复杂,SPAC新规要求须以图表形式列出与禁售协议相关的所有重大条款,包括可能涉及的加速禁售到期的例外情形等,而非是当前实操中的简单提及禁售期为6个月或12个月的笼统披露做法。   利益冲突 须披露SPAC发起主体以及SPAC董事、高管与SPAC其他非关联方证券持有人之间任何现存或潜在的重大利益冲突情况,例如,SPAC发起主体以远低于非关联方证券持有人支付的价格认购或取得SPAC证券,SPAC发起主体面临在指定期限内完成de-SPAC交易的压力,SPAC发起主体同时参与多家SPAC的发起,SPAC发起主体在SPAC的目标公司持有经济利益等。笔者兼具美国SPAC与香港SPAC发起经验,于此方面笔者看到二者的要求在拉近(当然,同时发起多家美国SPAC相信仍然远更有弹性)。   稀释影响 须于SPAC IPO注册文件及De-SPAC交易中披露潜在的稀释影响,该等稀释影响可能来源于发起人的预期报酬或回报、承销费、未行使的权证以及PIPE投资等。   de-SPAC交易背景及董事会决定 须详细列明de-SPAC交易及对应融资交易的背景、原因、谈判过程、重大条款以及对SPAC与目标公司证券持有人的权利可能带来的影响等。于此基础上,应SPAC所在司法管辖区法律要求,SPAC董事会(或类似管理机构,下同)须就de-SPAC交易是否可取,是否符合SPAC及其股东的最大利益做出决定。任何该等董事会决定的披露须辅以董事会在做出决定时所考虑的重大因素的讨论。于此方面,SPAC新规做了澄清,不会采纳监管草案的提议做法,要求SPAC董事会确定及披露de-SPAC交易是否公允以及SPAC发起主体就de-SPAC交易取得公允意见书(Fairness opinion)。 目前实操中,为了体现de-SPAC交易的合理性,很多时候交易双方还是会聘请外部专业机构出具相应报告、意见书或评估意见(“外部专业报告”),但不少情况下,该等外部专业报告只是被当作应对潜在诉讼责任风险的储备工具,SPAC并不会对此进行披露。此次SPAC新规明确要求,如若SPAC或SPAC发起主体收到任何外部专业报告,则必须就此作出相应披露。 从形式上看,SPAC新规并未加重SPAC董事会于de-SPAC交易决策方面的责任或要求,但有关外部专业报告的披露监管“升级”,相信会促使SPAC董事会于de-SPAC交易决策时更加小心论证其依据,包括相关外部专业机构在出具专业报告时亦会更加审慎。 其它 SPAC新规还新增了SPAC IPO及de-SPAC交易招股/注册声明文件的封面和摘要的披露格式要求。除此之外,SPAC新规还提出,与de-SPAC交易与SPAC延期相对应的赎回权具有公开要约收购(Tender offer)的特征,届时应采取适用于公开要约收购有关的披露及程序保护(经允许以表格14A或14C提供类似披露或程序保护的除外)。 以上新增信息披露要求所涉内容较为广泛,但整体而言,其主要着眼于提升SPAC IPO与de-SPAC交易进程的透明度,部分要求本身亦是反映了当前的市场实践,故而,并不会构成SPAC IPO或de-SPAC交易的实质障碍,其影响是可控的。 笔者将在下期文章中对新规的其他重要变化进行解读,敬请继续关注。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SPAC上市的优势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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